枇杷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大众果品，其人工栽培史至少可以上推至汉代。五六月间，特别是端午前后，南方各地枇杷渐次成熟，金黄里透着丹红的累累硕果挂满枝头。在潮闷的初夏江南，一口甘甜微凉的枇杷总能让人稍解暑气，怡然自得。作为当今中国枇杷名产区的汇集地，长三角地区早在百年前便已是中国枇杷版图上一块耀眼的光斑。百年前，富庶的浙苏沃土滋养出了怎样的枇杷景观？我们不妨寻着江南前人的足迹，来到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前问候夏日。

浙苏山水酿蜜果

　　近代以来的枇杷名产地星罗棋布、各具千秋，但要论知名度、代表性，浙苏二省无疑笑傲群雄。这已深得时人认可。1937年，杰出农学家曾勉在《园艺》杂志上撰文系统对比了长江以南各地枇杷的品质高低，其专业结论很直白：“中国长江以南诸省，枇杷皆可栽培。然就品质而论，北不如南。以下列四处，出产为最多：（一）浙江杭县之塘栖；（二）江苏吴县之洞庭；（三）福建莆田县之龟山；（四）江西之安义县。”浙苏二省枇杷在业内权威心目中亦是“榜首”，足见其重要地位。

　　先说说浙江塘栖枇杷的局面。

　　塘栖，坐落于杭州临平，是典型的运河沿岸村镇。据农史前辈陈其峰考证，最迟在清光绪年间，塘栖丁山湖畔已广栽枇杷，并催生出了一定规模的产业。但是直到20世纪初，塘栖枇杷的种植产业才由点及面，并达至鼎盛期。百年前塘栖枇杷的种植规模如何？1930年，《自然界》所载的汪仲毅调查显示“距塘栖镇周围凡三十里以内，皆为枇杷产地”。方圆数十里的河畔水边都密植着枇杷树，如此宏大气派，确实很难让外来者不惊叹、不称羡。

　　近代塘栖所种枇杷，以“软条白沙”为最优，其他品种亦有广泛栽植。1932年，有媒体发现，作为商品，塘栖引以为豪的“软条白沙”实有三条“硬伤”——“雨后容易裂果”“收获量少”“不耐贮藏”。受此影响，“软条白沙”的种植量相对较少，主要面向高端市场。口感相对较次却产量高的“五儿”“青碧”，以及“外观之美为枇杷之冠”然而味道平平的“大红袍”占据了更多份额。

　　再看看江苏洞庭枇杷的态势。

　　百年前，“蚕老枇杷黄”是苏州童叟皆知的农谚。1936年，《大公报》随笔释意道：“春蚕上蔟时，山上的枇杷便也开始渐渐地黄熟了。”枇杷是春末夏初苏州山郊的时节符号，而也是苏州名声响亮的土产代表。1937年，《大公报》评价苏州“所产枇杷，素有盛名，如光福区之窑上枇杷、洞庭东山之白沙枇杷，均属脍炙人口”。

　　江苏的洞庭枇杷对水土很是挑剔，大有“南橘北枳”之态。1935年，农学家顾志清走访发现，洞庭地区的枇杷“山坡栽植为多数”，这与1937年曾勉调查塘栖时所见当地枇杷多“沿河种植”的情形对比鲜明。有趣的是，一旦脱离了洞庭山的水土，枇杷似乎总少了些什么，难以复刻经典风味。有报纸刊登文章称：“说也奇怪，洞庭山上的土壤似乎对枇杷特别适宜，我故乡（苏州城内）家园里有几棵枇杷树，虽然也是从洞庭山移植而来，但结的果实就不如山产远甚。”甚至在洞庭山区，一东一西之间都存在着霄汉之别。1928年，胡昌炽发表的《江浙果树调查》一文就揭示了洞庭枇杷种植的分布规律：“东山出产为多，又以搓湾所产，品质最优。在西山出产不多，仅以秉长里之青碧种为最著。”

　　近代洞庭山区所种枇杷品类繁多。1937年，曾勉归纳洞庭枇杷的主要品种为照种、细种、灰种、牛奶种、凉扇、鸡蛋红、牛奶红。不过，近代洞庭地区的枇杷种植较之塘栖要粗放许多，尤其是在品种管理方面颇显“粗枝大叶”。1935年，顾志清就在他的总结里忧心忡忡地批评道：“单纯林者，鲜有发现，品种良莠混入。”

　　谈及品种，无论浙江还是江苏，近代长三角的种植与消费者们都更推崇“白沙”枇杷。塘栖所种“白沙”枇杷本不多，但是1935年有报道指出“近年来，以白沙枇杷之味鲜美可嘉，销路甚旺，为社会人士最欢迎，故塘栖一带，改植白沙者甚夥，产量年有增加”，市场驱动下的品种易换，足以验证“白沙”枇杷的格外诱人。

　　按大类区分，枇杷有“白沙”与“黄沙”之分，江浙果农还在其下划分出了更小的品种。1933年，《兴华》周刊的杂谈，细说了塘栖白沙枇杷的“硬”“软”之别。其中更优的“‘软条白沙’，实小柄软，形圆而略长，一枚一核，浆水很多。剥皮时淋漓指间，味如蜜而鲜。皮色、肉色一如硬条，惟皮上有芝麻样的斑点。又有一种特色，就是它的皮绝薄，剥下即卷”。对于挑选“白沙”枇杷，懂行者也总结出了一番实用诀窍。1931年，浙大农学院《新农业》杂志就批评称“近来市上贩卖之枇杷，往往以普通枇杷冒充‘白沙’枇杷”。为匡扶市场秩序，农学专业的学生们向消费者支了一招——“取有果梗之枇杷，以手触折其梗，其梗易折断者，即非白沙枇杷。真白沙枇杷之梗柔软，故不易折断”。

　　看来枇杷虽小，却满是门道。若要细品其妙，恐怕不只要有些运气，更要练就一番手感和眼力。

枇杷好吃树难栽

　　枇杷虽不像某些名贵水果那么“娇气”，但真要侍弄好枇杷树，使之结出甘甜如饴的果实，也绝非一件轻松容易的事。

　　首先要解决的，就是苗木来源。若用种子播种，枇杷树从落种到结果少说也要5年左右时间。考虑到这点，果农大多采取嫁接的“快捷”模式。1945年，顾志清在《洞庭枇杷业之调查》里介绍了当地枇杷苗木的来由与去处：“经营人自行苗木之养成者甚少，大部系购自吴兴。幼苗购入后，再留养苗圃二三年，于春分时令行切接……接活后或供自植，或以之运往香港，每棵售价二、三元不等。”果农想要获得性状更佳的良种，就更需日积月累，不断试验。1935年，赵丕钟在《苏州洞庭山枇杷生产调查》一文里提到当地种植最普遍的是“照种白沙”枇杷，而这个良种系“搓湾王秋涛家佣人贺照山氏所采得之，接穗繁殖而成”。一位名不见青史的“小人物”，在身后留下了漫山遍野的甜蜜。前人栽树，后人尝果，这何尝不是历史的传承，而不被记忆呢？

　　枇杷树的日常打理可粗可细，但有些环节必不可少。1932年，有报道介绍了塘栖枇杷要在清明后“摘果”，即一条树枝上仅保留少量果实，避免成果营养不足——“其残留数目，依果实大小而异，如大红袍等果实大者，留一个至三个，细叶、杨墩等果实小者，则留四至六个。该地旧有大果‘么二三’，小果‘四五六’之俗谚”。在另一枇杷主产区洞庭，也有类似的农事传统，当地称之为“稀果”。

　　枇杷树对天气的敏感度较高，这也增加了花期、果期的养护成本。1937年，曾勉在其长文《苏州洞庭与杭州塘栖之枇杷》中记道：“塘栖人有言：栽培枇杷，关口有三：一曰冻（气候太寒），二曰烧（阳光太猛），三曰淹（雨水太多）。”在成熟期，枇杷很怕过量降水。1959年，冯明轩编写的农技手册《枇杷生产经验》谈道：“雨水过多会影响果实着色及品质，甚至结果不良。尤其在果实转黄即将成熟时（小满前后），大量降雨会引起‘裂果’，果农称为‘枇杷哈哈笑’。”

　　枇杷虫害不多，但挂果之际要尤为当心。1922年，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杨启泰对洞庭地区的窑上枇杷进行了考察。杨启泰记录了当地农民对付枇杷树“大敌”——天牛的除虫办法：“山民用铁丝向蚀孔插入刺死之，其深而不及者，则用火柴塞没其孔，俟其自啮而毙，或有用煤油灌下溺毙者。”一些相对现代化却并不生态的治虫手段也渐渐得到运用。20世纪30年代，塘栖枇杷已开始施用农药。1935年10月，塘栖产区暴发虫灾，相关部门派专人携带大量农药前去洒药除虫。除了防虫，当枇杷成熟，防鸟也是要务。1941年，有媒体介绍枇杷行将成熟之时，农户们将迎来忙碌期，“群鸟飞集，啄食以果腹，于是植树的人便结网网树，以保护果实”。更有甚者，1948年，严士雄刊发在《莫厘风》上的洞庭枇杷产区访记提到，每值枇杷丰收季，当地果农都要上山“搭盖芦席篷看守”。

　　专业者采摘枇杷的难度，远不亚于前面所述的各细琐环节。1932年，有文章介绍了农户采摘枇杷的方式：“用手将果实带梗摘下，放入八角形之篮内。采收高处之果实，则用梯架及竹制之钩子，人立梯顶，将篮悬于枝上，用左手执钩，攀取上部之枝条，而以右手采收之。”而在1935年，一篇发表于《苏州明报》的风物记提醒消费者：“采枇杷最难，采时须十分小心，将枇杷连柄摘下，不可弄伤皮上的细毛，否则枇杷立刻就要腐烂。”正是由于采摘工作专业性强，苏州光福地区甚至有着为数不少的季节性枇杷女工，她们会在枇杷成熟期上山劳作，“大约每天可得四五百文”。

一果结得千金来

　　枇杷的经济价值，一如其常见的表皮色泽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致富果”。这个比喻在近代语境里毫不夸张，因为当时枇杷的“产业链”，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来得长。

　　近代长三角地区枇杷业最直接的收益，还是来自贩卖枇杷。1931年，有文章对塘栖枇杷的经济效益概述道：“每年产生的总额，约有三、四万担，值银达二十万元以上。江南、浙西各市上所售的枇杷，多数产于塘栖一带。该处人家，几乎没有不种枇杷的。每年各户枇杷的收入，少者四五十元，多者竟达千余金。”当年塘栖枇杷的销路很广，1932年《申报》报道称“每届枇杷上市之际，平、津、宁、沪以及其他各大都市，咸来采办”。乘着旺销的东风，当地不少农民积极参与枇杷种植业。赵丕钟发表在《大众农村副业月刊》的观察称，到1936年，塘栖农民“多者一家有枇杷园十亩，少者亦有二三亩”，其收益自然不俗。

　　塘栖枇杷的运销，也仰赖滋养枇杷的运河水。1934年，《浙江塘栖枇杷考察记》披露了枇杷外运的生动细节：“多用帆船，大小不一。兹就中等者言之，每船装枇杷千竹篓，重约四十担。自塘栖至上海，船价约十三四元，销路运往上海为最多，杭州、宁波次之。”该文还特别说明了包装枇杷的圆形竹篓——“高十五寸，口阔廿八寸，底阔十九寸，以竹篾编成，眼甚大，每篓容枇杷约四斤，篓底衬绿纸”。

　　即便不销往远处，洞庭枇杷也能在本地销路里觅得“真金”。1949年发表的一篇民俗文章就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“枇杷在洞庭山上每银洋可买八十斤，即在苏州城内，每一元亦可买五十斤。所以，跑单帮的人看到此时上海正缺乏岭南的珍果，就把脑筋动到了苏州的枇杷上去。他们贩来之后只要卖得出去，就可以得到八倍至十倍的利润，任何单帮生意都没那样好。”

　　枇杷花是百年前高品质蜂蜜的重要蜜源，这也是一门生意经。1935年，施隐农在《中国养蜂杂志》撰文指出：“枇杷为浙西三大蜜源之一，各处均有之，惟杭县之塘栖为最多。各地蜂场在夏季采乌桕蜜后，多赴该处越冬，并采此蜜。”由于当时洞庭果农普遍排斥蜂场，因而塘栖成为了近代长三角地区枇杷蜜（俗称“上白蜜”）的主要产区。塘栖枇杷蜜在当时售价高昂，颇得高端消费者青睐。1933年，《农村》杂志记录当年一队江西养蜂人到塘栖生产枇杷蜜，“平均每箱采蜜二斤不足，成绩平常”，但“所摇出之蜜汁极纯粹”。

　　此外，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始普及开来的罐头产业，也为长三角枇杷产区送去了商机。1947年，《申报》上的《塘栖枇杷》一文描绘了当地枇杷经济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图景：“新由树上摘下枇杷，其味汁之鲜甜，所谓‘树头鲜’的枇杷果汁，皮破即溢，与采下经时的枇杷滋味，实不可同日而语。上海梅林公司，亦在塘栖设立分厂，以极新鲜的枇杷装置罐头内，用科学方法保持此极鲜美的‘树头鲜’佳味，运往京沪及国外等地。”

　　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，在百年前，小小的枇杷竟然也是地方旅游业的一股生机泉源。1937年，有长途汽车公司专为光福枇杷季开设了一条专线，接运城市客人到光福采摘枇杷，赏景郊游。“当枇杷上市之际，特配备最新式大客车，自五月廿九日起，至六月十三日止，开驶专车，直达光福”。除了摘枇杷，旅客们还能借机游览光福附近的许多名胜古迹。当时洞庭山区的果农也试着通过免费采食枇杷来吸引外地游客。

化泥为膏润五脏

　　枇杷膏，有的地方又叫“枇杷露”。中医认为，枇杷膏能“清肺和胃，宁嗽下气，消痰降火”。览观百年前有关枇杷的议论，一些文章也涉及枇杷膏这个“药食同源”的经典案例。

　　时人如何认知枇杷膏？1939年邹德民在《申报》上讨论了“国医与食养”的话题，邹文对枇杷膏作了一段评述：“枇杷叶功能治咳化痰，清热润肺，药铺取以熬膏，并将其叶蒸露，以疗咳嗽。但用其叶时须刷去其毛，否则反能致咳，枇杷膏感冒初起咳嗽，固不甚宜，稍久之咳，食之尚有小功效。”

　　而今人们购买的各类枇杷膏，最重要的用料基本是枇杷叶。这种相对更为药用化的枇杷膏配方，可在1930年的《上海医报》里一睹芳容。医家沈静珠介绍的枇杷膏，主料是枇杷叶、深脐大梨、白蜜、大枣、建莲肉，亦有针对病患多痰、吐血两类症状的“定制版”——分别额外加入川贝母1两、藕节21枚。在当时也有家庭版的，用于调理滋补的非药用枇杷膏。《益世报》推荐的“土法枇杷膏”就是这类，其做法是“先选择品质优良之枇杷，将果皮除去，将肉剖开一面，挖去其核，乃放入锅中煎之，并加入适量之清水。煮枇杷之锅子，如用铁质制成者亦可，最好仍用陶器制之锅子。煎煮之时，起初火势稍猛，尚无妨碍，至沸点后，火力宜缓。当枇杷之果肉煮至粥状时，乃可停止燃烧，将薄粥状的液汁，灌入细密之布袋内，滤去渣滓。将滤去渣滓后之液汁，然后再入锅中煮之，是名曰‘收膏’，此时可加入纯净之冰糖，并可加入少许之红糖。等煎至厚度适宜时，即可将已经收膏之枇杷膏用器取起，盛放在洁净的陶器中。至火热度发散，变成冰冻，即可盖上固封”。

　　值得一书的是，近代有企业曾专门到优品枇杷产区选购原料，将枇杷膏变为枇杷特色产区的又一致富来源。20世纪30年代，上海良园药厂就曾在洞庭东山设置收购点，取堪称“地道之品”的白沙枇杷来制作枇杷膏。

　　（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邹赜韬）